粟裕晚年高度评价自己此战:没有这一次胜利,我去不了天目山

原标题:粟裕晚年高度评价自己此战:没有这一次胜利,我去不了天目山时至1944年春,日伪军在苏中地区进行所谓的“淸乡”已近一年,在这一年之间,敌我斗争态势显现出如... ...

原标题:粟裕晚年高度评价自己此战:没有这一次胜利,我去不了天目山

时至1944年春,日伪军在苏中地区进行所谓的“淸乡”已近一年,在这一年之间,敌我斗争态势显现出如下阶段性:

1943年4月至9月,在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“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,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”的方针指导下,新四军主力跳出敌人“淸乡”区,寻求战机,发动攻势,配合留在“淸乡”区内的县团、区队、短枪队和民兵等武装,展开游击战,并发动广大群众反对日伪“淸乡”人员的编组保甲,使日伪“第一期淸乡”“未能如期完成”。

1943年10月至年底,日伪实行“延期淸乡”,他们接受前6个月“淸乡”的教训,采取“以游击对游击”的方法,组织“武装特务突击组”,配合日伪驻军,小股活动,改穿便衣,冒充我方人员,诱骗群众,捕杀干部,血腥镇压,企图割裂人民群众与新四军的关系,使我军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,群众情绪也受到影响。这年冬天,是“淸乡”区内形势最严重的时期。

针对严重的形势,粟裕肯定了前几个月反“淸乡”的胜利,指出“淸乡”区内群众情绪只是长期斗争中的疲劳现象,应坚定胜利信心,坚持武装斗争为主,以秘密斗争、合法斗争等方式为辅,适时运用各种灵活、巧妙的斗争手段,继续作更分散、更残酷、更艰苦的斗争,直到最后胜利。

1944年初,日伪阴谋对我苏中第军四分区进行“高度淸乡”的同时,对我第一、第三军分区进行“扩展淸乡”,对我第二军分区进行“强化屯垦”。

严峻的形势面前,粟裕认为:“积蓄力量,准备反攻,一直是苏中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,即使在苏中斗争形势最严峻时也没放弃过,并一直注意为反攻做思想上、组织上、军事上、物质上的准备。现在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,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,作为战区的指挥员,必须正确估量形势,把握时机,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。设若判断失误,轻率从事或优柔寡断,都会对全局造成不利的影响。为此,我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发展为主。”

1944年2月,中共苏中区委在东台三仓河召开扩大会议,分析形势,研究新一年的战斗任务。会议认为,苏中党政军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,反“淸乡”、反“扫荡”、反“屯垦”取得了很大成绩,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,根据地得到发展与巩固,地方武装已能独立坚持原地斗争,主力部队随时可以机动作战。但是苏中当面日伪军力量仍然强大,斗争依然艰苦,各军分区被分割的局面尚未改变。因此,有必要进行一次战役,创建一块稳定的根据地,便于移驻领导机关,集中干部整风和轮训部队。会议认为,苏中具备了发展局部攻势作战的条件。会上,粟裕提出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,狠狠打击日本鬼子,吹响反攻号角。

早在1943年6月,粟裕奉命去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,9月返回苏中时,带少数参谋、测绘人员和一个连,有意识地选择路线,穿行于车桥、曹甸据点的边沿区、敌占区,对沿途地形、敌情进行实地调查。在临泽以北的团寨,又与第18旅旅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探讨了这个地区的特点和军事地位,逐步酝酿构成了以攻取车桥、泾口为目标的战役构想。

车桥、泾口地区,地处淮安以东,宝应以北,是为淮宝地区门户。粟裕认为,攻取车桥、泾口有三个有利:一是可以扩大苏中、苏北、淮南、淮北四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;二是这里是日军驻扬州第64师团和驻徐州第65师团的结合部,该两部平时配合就不好,战时更难以协调,我军应充分利用这一弱点;三是我军得手后,日军两部都会因为是边沿区而推诿观望,便于我获得一个稳定的地区。至于战后会不会遭致敌人报复,粟裕认为:“我在全面分析了形势后,认为日军已是穷途末路,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,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‘扫荡’,即便有些小动作,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,影响也不会大。”

此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。

在随后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,对三个作战方案进行深入的讨论:1、先攻泾口,后打车桥;2、同时攻击泾口和车桥;3、先攻车桥,后取泾口。粟裕说:“执行第1方案,虽背靠(新四军)第3师地区,便于我军运动和开进,但不久前我攻击泾口末克,敌伪防备甚严,而且即使攻下泾口,还需再攻车桥,付出代价较大。第2方案,不仅兵力分散,而且如一处攻击不得手便会陷于被动,甚至使整个战役失利。第3方案的优点是明显的,首先,打下车桥后,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,我们可以得到最有利的战役效果;其次,车桥处敌中心地区,是敌人的心脏,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,敌人自以为安全,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,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,这是战争的辩证法,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,隐蔽接敌,突然进攻,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;再则车桥周围的地形也较有利于我。为此决定选择第3方案。”

车桥坐落在涧河(又名菊花沟)两岸,东西长1公里,南北宽不足1公里,河道上有五座桥梁,俯瞰全镇,形如“車”字,因此得名。镇中驻日军1个小队,约40余人,伪军1个大队,约500余人,日伪军加高围墙,拓宽外壕,架设铁丝网,修建了53座碉堡,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。以车桥为中心,在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据点相拱卫。

新四军第1师决定集中第1、第7、第52团和苏中军区教导团、第四军分区特务团等5个团兵力,攻坚打援并举,坚决攻克车桥,同时歼灭来援之敌。在组织指挥上,第1师前方司令部与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暂时合并,组成野战司令部。副师长叶飞负责战场指挥,粟裕掌握全局。以第3旅第7团及教导团、四分区特务团各一部攻取车桥,第7团主攻;以第1团、三分区特务团1营和第1旅特务营2个连为打援第一纵队,由第1团团长廖政国指挥,攻歼两淮来援日军;第52团以及一分区地方武装为打援第二纵队,由18旅旅长刘飞指挥,攻歼宝应、高邮等地来援日军。

1944年3月5日凌晨1时50分,攻击车桥的战斗发起,第7团分南北两路,利用夜暗越过敌人外围据点,直插车桥。突击队以隐蔽迅猛的动作,越过外壕,架起云梯,突入围墙,大部队跟进,仅25分钟攻克围墙所有碉堡,并突入镇内,分割攻歼各个日伪军营地。中午全歼大土围中的伪军1个大队,午后集中火力攻击日军驻守的小围和碉堡,战至黄昏,歼日军1个小队大部,残敌退入大碉堡顽抗。

当日下午,日军第65师团第72旅集结700余人的兵力,分为4批次,乘汽车沿淮安至车桥的公路,向车桥增援。15时,第1批援敌240余人乘7辆汽车进入韩庄、芦家滩我伏击阵地,第1团3营轻重火器突然开火,将敌压迫至韩庄。此后,又有两批援敌窜入韩庄。当晚20时,第1团2营和三分区特务营组成的突击队向韩庄发起攻击,与敌进行白刃战,日军企图向东北草荡突围,被分割为数段。22时,1团1营发起攻击,全歼窜入草荡之敌。6日凌晨,第4批援敌120余人,又进入韩庄,与残敌会合,在我军打击下,不敢再战,逃回周庄据点。同时,曹甸、塔儿头方向来援之敌100余人,也被我击退。

6日晨,车桥之敌逃窜,战役胜利结束。此战歼日军大队长以下465人,内俘24人,毙383人,伤58人;歼伪军483人,内俘168人,毙212人,伤103人;缴获92步兵炮1门及大批武器弹药。担任车桥攻坚任务的新四军第1师第3旅第7团伤亡148人。

我军乘胜扩大战果,以多路小部队挺进边区,迫使日伪军放弃曹甸、泾口、塔儿头、周庄等10余个据点,解放了淮安、宝应以东纵横50公里的地区。

车桥战役完全达成战役目的,打乱了日伪军“扩展淸乡”“强化屯垦”的计划,进一步沟通了苏北、淮南与苏中根据地的联系,扩大了新四军第1师的机动范围,震慑了日伪军,提高了群众的抗日信心,增强了我军攻坚和野战的作战能力。

1978年4月,粟裕将军在晚年谈到车桥战役意义时说:“后来我能够带一个旅渡江南下到浙西天目山地区去,如果没有车桥战役的胜利,这样大的部队进行战略机动是很困难的。所以说,我之所以能够带一个旅南下,是同车桥战役分不开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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